最近这几个月，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可谓风云变幻。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那只悬在全球贸易头上的“关税大棒”终究还是落了下来，并且是以一种极其激烈和混乱的方式，迅速将世界拖入了一场波及甚广的关税战。这不仅是美国内部激烈辩论的话题，更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毕竟，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大国博弈的涟漪，最终正以“山崩海啸”的形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今天，我看了《The Great Tariff Debate with David Sacks, Larry Summers, and Ezra Klein》Youtube 辩论，结合最近看的一些文章和思考，我和大家聊聊这场已经打响的关税战，特别是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对中美关系和未来世界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溯源头：美国的“战略误判”与中国的“弯道超车”
要理解今天的局面，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包括美国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现在都把矛头指向当年允许中国加入 WTO 的决定，认为这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他们觉得，正是这个决定，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抢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最终“养虎为患”。
这种观点在美国国内很有市场，甚至成了两党少有的共识之一。你看最近的讨论，比如 David Sacks 和 Larry Summers 的辩论，就能感受到这种情绪。Sacks 认为，正是克林顿政府（Larry Summers 当时是财长）推动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和 WTO 准入，导致了美国工业基础的空心化。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视角。它认为，即使在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本身就已经陷入危机。美国社会渴望白领工作，华尔街推崇“轻资产”模式，鼓励企业剥离那些“麻烦”的重资产（比如工厂），因为它们会拉低投资回报率。再加上几代人对工业时代艰苦工作环境的记忆，共同促使美国企业主动地、大规模地将生产外包。
所以，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主动选择”和“非受迫性失误”的结果。中国只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并利用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我的看法是，这更接近事实。就算当年不让中国加入 WTO，美国的制造业和供应链照样要“出海”。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会去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无非是这些产业可能转移到其他与美国意识形态更“一致”的国家。但老实说，那些国家在承接能力、效率和配套方面，大概率是比不上中国的。
当然，美国当年的决策，也有其复杂的战略考量：
- 对中国的“期许”： 当年美国精英们普遍有一种想法，认为只要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国自然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向西方靠拢。他们期待中国富裕起来后，会成为美国商品的大市场（确实也买了，但高精尖的不卖给我们），甚至发生他们所期望的“和平演变”。从事后看，这种想法显然过于天真，低估了中国文明的韧性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决心。
- 美元霸权的布局：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为了维持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必须让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储备美元。让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工厂”，拼命赚取美元并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这本身就是维持美元循环、让美国享受“铸币税”红利的重要一环。现在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却选择性地忘记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从这个体系中享受的巨大好处。
“中国威胁论”：恐惧、误读与政治的交织
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两党一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呢？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确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原本以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至少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被美国轻松拿捏。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经济体量、工业实力、科技水平等多个维度上迅速逼近美国。
《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这篇文章甚至认为，中国不仅成功地让发达国家经受了贸易竞争，还“策划”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将它们变成了自己的“原料基地”和“经济殖民地”。这种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和偏见，但也反映了美国精英层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自身失落感的强烈焦虑。他们看到中国高效地将数亿人城市化，建立了强大的供应链、港口物流和先进制造技术，甚至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展现出惊人的实力，这让他们感到恐惧。
另一方面，将中国树立为“共同敌人”，也是美国内部政治的需要。当国内矛盾重重、社会撕裂加剧时，一个强大的外部对手有助于转移内部压力，整合两党选票，凝聚国内共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打“中国牌”几乎成了最安全的政治操作。
这篇文章还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经济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西方金融体系的“暗面镜像”。当华尔街痴迷于轻资产、金融游戏和软件估值时，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坚信硬资产和制造能力的重要性，不仅看重其直接经济回报，更看重其带来的高技能工人、快速迭代能力和供应链掌控力。三十年过去了，谁的选择更明智？至少从结果来看，中国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对西方主流模式的某种“反叛”之上，这或许也是让西方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
说到底，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是核心症结。美国无法接受一个政治制度、价值观与自己完全不同，并且在发展模式上也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能挑战其主导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双方的互信基础极其薄弱，很多问题都被无限放大，合作变得异常困难。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已然落下的混乱与不可预测性
现在我们聚焦于特朗普正在挥舞的关税大棒。他重返白宫后不久，就在 2025 年 4 月初迅速点燃了战火。短短几天内，关税政策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先是威胁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对等关税”，引发全球市场恐慌；随后又突然宣布对除中国外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暂停征收高额对等关税 90 天，仅保留 10% 的基础关税；但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关税却一路飙升，从最初的 54%（包含前任政府已加征部分）跳涨到 104%，最终在 4 月 9 日达到了惊人的 125%。
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如此混乱，正如《关税闹剧下，20 多位全球贸易参与者的 72 小时》一文所描述的，整个进出口体系的参与者，从平台到商家，从工厂到物流商，都陷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很多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只能在等待和焦虑中眼看着关税数字不断变化。
这场关税风暴带来了什么？霍华德·马克斯在他的备忘录《无人知晓（再续）》中说得很到位：所有规则均被推翻，过去 80 年形成的世界贸易运作方式可能就此改写，其影响完全无法预测。我们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却依然缺乏事实依据和历史经验可供参考。没有人真正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内部对此也争论不休。支持者（如 David Sacks）辩称，这是特朗普深思熟虑的“战略”，是为了打破过去几十年不公平的贸易格局，重塑对美国有利的规则，是“美国优先”的体现。他们认为，这种极限施压最终能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贸易条件，甚至将特朗普的混乱操作解读为一种高明的谈判策略。
而反对者（如 Larry Summers 和 Ezra Klein）则认为，这是用“大锤”砸向精密运转的全球经济，是“危险的”。他们强调，如此高额的关税最终绝大部分将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买单，急剧推高通胀，严重损害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衰退。他们批评特朗普的政策缺乏连贯性，目标摇摆不定，更像是一种基于直觉和冲动的“交易性”外交，而非深思熟虑的战略。
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我觉得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投机者，而非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在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背景下，通过煽动民粹情绪上台。他的决策往往缺乏一致性，今天听这个顾问觉得有理，明天听那个智囊说得对，政策就像“推特治国”一样摇摆不定。他似乎并不真正关心自由贸易是好是坏，关税是高是低，他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议题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争取选票，达成他眼中的“交易”。
因此，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带来稳定、可预测的贸易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来几年，全球贸易体系很可能继续在这场已经打响的关税战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摇摆。
美国制造业回流？一个难以实现的“美国梦”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制造业回流”。但这个目标现实吗？
我认为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几无可能。原因有几点：
- 产业空心化已久： 美国的制造业衰落并非一朝一夕。正如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所描述的，美国早已从一个“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占据主导，华尔街追求“轻资产”模式，实体制造业早已不是经济的核心。想让一个已经习惯了消费和服务的社会重新拿起扳手，难度可想而知。
- 缺乏产业工人： 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更愿意从事服务业、金融或互联网行业，而不是进工厂当蓝领。即便工厂回流，也面临严重的“用工荒”。技术工人的短缺和老龄化是长期问题。正如吴晓波频道文章提到的，美国早已没有庞大的工人阶层了。
- 成本与效率劣势： 即使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美国在土地、环保、法规遵从等方面的成本也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形成了高效、完善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这种优势短期内难以复制。
- 自动化的冲击： 即使有工厂回流，也极大概率是高度自动化的“无人工厂”。这或许能提升一些产值，但对解决就业问题的帮助微乎其微。这种回流，更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是忽悠选民的口号。
所以，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内部的掣肘、低效和高成本，使得大规模制造业复兴难上加难。
移民：美国科技的活水之源，正被堵塞？
谈到美国的竞争力，不得不提移民。硅谷的创新活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移民工程师和创业者驱动的。美国顶尖大学吸引了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可以说，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全球人才输入的基础上的。
然而，近年来，收紧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的政策，正在动摇这一根基。如果美国真的因为短视的政治原因，关上了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大门，无异于自断臂膀。十年、二十年后，美国在科技人才储备上的优势很可能会被大大削弱。这一点，像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看得很清楚，但似乎也难以阻挡政治的潮流。
中国的战略定力：科技、制造与人力资本的深层考量
与美国在制造业和移民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似乎展现出更强的战略定力。《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这篇文章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政府公开、反复地强调要通过实现技术和生产上的至高无上地位来彻底改变国际秩序。这种决心，甚至体现在其内部的科技发展路径选择上。
当西方痴迷于软件和互联网模式时，中国政策支持的技术，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航空航天，甚至包括电动汽车和工业机器人，都带有强烈的“物理技术”色彩。中国似乎坚信，真正的国家实力最终要落实在能够制造出来的“硬核”产品上。
更有意思的是，文章分析认为，中国大力投资机器人和自动化，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更深层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弥补其在人力资本上的短板。中国虽然整体教育水平快速提升，但区域差异巨大，仍有大量人口未完成中等教育。户口制度也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应用自动化技术，人为地提高普通工人的生产力，就成了一条“捷径”，一条在现有条件下实现制造业升级和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这可以说是“最高赌注的工业政策”。它揭示了中国政府在面对自身挑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务实、甚至可以说是“举国体制”式的应对策略。这种策略，与西方自由市场理念格格不入，但从结果来看，却可能非常有效。
全球新秩序：混沌中的博弈与沉淀
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旧的国际秩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作为曾经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影响力和塑造全球议程的能力相对下降。但同时，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取代美国，建立起新的、被广泛接受的秩序。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挑战者”，实力快速上升，但在国际货币体系、顶级科技和全球话语权等方面，与美国仍有差距，也面临自身发展的诸多挑战。
俄罗斯实力受损，但仍是重要的地缘政治玩家。欧洲在硬实力上相对不足，在强人政治回归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内部也面临整合难题。
其他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这个变动的格局中摇摆、观望、寻求自保和新的定位。它们既想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益，又忌惮美国的压力；既对现有秩序不满，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群雄并起”（或者说“群龙无首”）的混沌局面。没有一个绝对的老大能说了算，老二又不完全服众，其他玩家各有各的小算盘。各种力量在相互碰撞、试探、博弈。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沉淀，才能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格局。
中国的韧性与未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
坦率地说，我对中国人民展现出的整体素质、创业精神和敬业精神感到自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顶级科技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两块“硬骨头”还需要继续努力外，我们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工程师红利、市场规模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竞争力。
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我们中国人凭借勤劳和智慧，都能在当地立足，甚至在很多领域展现出“卷”赢他们的能力。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韧性和潜力。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比如文化软实力有待提升，人才外流问题需要重视，国内制度与国际接轨还需要完善等等。
结语：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定力
未来的世界，注定不会平静。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这场关税战，其不可预测的政策风格，正在给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持续的冲击波。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是未来几十年的主旋律，其过程必然充满曲折和风险。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定力。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外部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有信心，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升自身的实力。
这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但或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给了我们塑造未来的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