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顾问的反思：我们是如何输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是老哥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可能有点沉重，但又至关重要的话题。这趟思想旅程的起点，源于我脑海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参与的战争，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察觉？
又或者，我们其实早已身处战后的废墟之中，却被日常生活的喧嚣和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蒙蔽了双眼，浑然不觉。几十年来，我一直像许多同辈人一样，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徒。
我曾是一名国际商业顾问，在九十年代，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国家的那些巨头企业，将它们的生产线转移到海外。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会议室里的那种兴奋和乐观。
我们口中念叨着“轻资产运营”、“优化资本回报率”、“专注核心竞争力”这些时髦的词汇。我们将工厂、设备、甚至整个生产部门，都看作是拖累财务报表的“麻烦资产”。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为我们喝彩，每一次成功的海外外包，都意味着公司股价的上涨和股东们丰厚的回报。我们当时坚信，我们正在引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我们这些“头脑国家”负责设计、研发、品牌和金融，而那些发展中国家则负责“肌肉”的部分——那些辛苦、繁琐、利润微薄的制造业。我们告诉自己，这是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我们甚至带着一丝悲悯，认为我们是在帮助那些贫穷国家的人民。我们希望拥有光鲜的白领工作，在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指点江山，而把那些充满噪音、粉尘和汗水的工厂，留给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听起来多么完美，不是吗？
我们当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充满了这种天真的想象。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像一声春雷，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拥有十几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正在缓缓打开大门。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向中国投资，在那里设厂，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把我们的产品卖给他们，赚取丰厚的利润。我们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会变得和我们一样，会拥抱我们的价值观，最终融入我们主导的国际体系。
我们庆祝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涌入我们的市场，这让我们的生活成本降低，让我们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享受着这种“全球化红利”，却很少有人去问，这种红利背后，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曾经让我深信不疑的美好叙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裂痕的呢？我想，那应该是在几年前，我退休后的一次偶然经历。当时我正在网上看一个关于北京车展的直播，起初只是出于老习惯，想看看那些我们熟悉的国际品牌又推出了什么新车型。
但看着看着，我完全被另一群陌生的名字吸引了——比亚迪、小米、小鹏、蔚来……我看到那些车，设计前卫，内饰充满科技感，电子系统甚至比我了解的任何一款豪车都要复杂和先进。
然后，当解说员报出那些车的电池续航能力和令人震惊的低廉价格时，我感到了彻骨的寒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中国制造”。我印象中的“中国制造”，是廉价的背包，是圣诞节的装饰品，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塑料小玩意儿。
但眼前的这些，是高度复杂的工业品，是汽车——这个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产业。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从漫长冬眠中惊醒的熊，发现森林已经变成了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模样。
那个手机公司小米，是怎么突然就能造出性能如此优越的汽车的？那个我从未听过的吉利，怎么就能推出与世界顶级品牌相抗衡的产品？一种巨大的不安攫住了我。我意识到，一个平行的汽车工业宇宙已经悄然形成，而我们，在自己的媒体和信息茧房里，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我开始疯狂地查阅资料，试图理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发现，这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故事。从高端芯片到世界上一半的船舶，从工业机器人到电信设备，那个曾经我们以为只会生产“肌肉产品”的国家，已经悄然成为了几乎所有领域的“世界工厂”。
一位中国外交官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那句不经意的话，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他说，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制造商，根本不把英国当作一个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这句话听起来傲慢，但如果看看数据，你会发现这只是一个冰冷的陈述。
中国庞大的贸易量，以及它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都在印证着这句话。我们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对中国的依赖。在某些关键领域，中国公司甚至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走错了。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为什么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的第一个发现是，我们对中国崛起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可能是错的。
我们最常听到的理由是“廉价劳动力”。这当然是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早期。但到了今天，这个解释已经严重误导了我们。世界上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有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脱颖而出，成为了供应链的“制造者”，而其他国家只能成为“接受者”？
他们没有中国那样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没有中国在原材料加工、港口物流、供应链整合和先进制造技术上的巨大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明确的计划，和如此强大的执行力，去实现其产业目标。把一切归结为廉价劳动力，就像一个棋手在输掉比赛后，抱怨对方的“兵”太多，却完全没有看到对方“车”、“马”、“炮”的精妙布局和战略意图。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它让我们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核心。
那么，核心是什么呢？顺着这条线索，我挖得越深，就越感到震惊。我发现，在过去三十年里，当我们在金融和会计领域里，将“资本效率”推向极致的时候，中国恰好站在了这场赌局的另一端。
我们，尤其是华尔街，信奉的是一种“轻资产”的哲学。最理想的公司，是没有固定资产，却能产生无限利润的软件公司或金融平台。像造船、钢铁这样资本密集、重资产的传统制造业，被视为“笨重”和“落后”的。
我们鼓励，甚至可以说是逼迫这些伟大的公司，把制造环节外包出去。目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或提高质量，而仅仅是为了让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更好看，更能取悦投资者。如果无法外包，它们就干脆放弃整个产品线。就这样，我们亲手将一个个至关重要的工业门类和制造能力，从我们的国土上抹去。
回顾过去三十年，我得出了一个荒谬却又真实的结论：在我们眼中，资本最有效的用途，就是投入到金融资产或者软件公司的估值泡沫里。而中国，则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豪赌。
他们显然坚信，拥有“硬资产”和“制造能力”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回报，更是为了那些无形的、无法用财务报表衡量的巨大价值：一个庞大的、高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更快的原型设计和产品迭代周期；以及对整个供应链的掌控力。
这就像两个农场主。一个农场主（我们）觉得土地、拖拉机、仓库这些东西太麻烦，维护成本又高，于是他把它们都卖了，把钱投到了股票市场，然后每年花钱从别人那里买粮食。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他的账本看起来很“轻”，回报率很高。
另一个农场主（中国）则不断地开垦土地，购买更多的农机，修建更完善的灌溉系统。他看起来很“笨重”，投入巨大。三十年过去了，谁的赌注是正确的？
那个卖掉土地的农场主，发现粮食价格越来越贵，而且供应越来越不稳定，卖粮食给他的那个人，开始对他的餐桌指手画脚。而那个“笨重”的农场主，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商，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脉。
这个发现让我不寒而栗。我们并非被一个敌对势力恶意摧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自己引以为傲的理论和制度所击败。中国只是利用了我们自身的失误和经济扭曲，从中获利。
我们的金融体系，像一个黑洞，不断吞噬着实体经济的养分，催生出一个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而中国的经济体系，则像这个黑洞的“暗面镜像”，坚定地拥抱实体，拥抱制造。
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痛苦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沉醉在那个腐蚀我们根基的金融游戏中，直到大厦倾塌；还是选择一条最初会很痛苦，但能重建我们未来的道路。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切，我开始研究一个我们曾经嗤之以鼻的词——“产业政策”。在我们的语境里，“产业政策”几乎是个贬义词，它让人联想到僵化的计划经济和政府的胡乱干预。我们相信“看不见的手”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只看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通过某些我们称之为“产业政策”的手段，确实实现了它的经济和政治目标。那么，他们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简单的政府补贴或者给企业下指标。
我发现，一套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始于一些共通的基础性变革。比如土地改革。但这并非我们想象中那种将所有土地收归集体，造成巨大浪费和低效的模式。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的土改，就像美国在十九世纪开发西部时那样，将大片的土地分给无数个小农场主。
这些小农场主就像数百万个新生的“小微企业”，他们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需求和动力。中国在七十年代末也想通了这一点。他们放弃了被证明完全失败的集体农场，将土地还给了农民。这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城市的吃饭问题，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下一步就是培育国内产业。他们一方面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就像在温室里培育幼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设置了严格的“出口纪律”。也就是说，你不能只躺在保护的温室里。你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提升技能，努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如果你做不到，政府就会收回给你的优惠政策、贷款和外汇额度，转而去支持那些能在出口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它逼迫企业在被保护的同时，不断地向外看，向强者学习，最终成长为能与世界级选手同台竞技的巨人。
我震惊地发现，这套“剧本”，我们自己曾经也用过。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美国世纪”的霸主，正是依靠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强大的工业政策。我们用关税保护自己的新兴工业，我们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我们鼓励创新和制造业。然而，今天的我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成功的历史。
我们正在倒退回一种我称之为“后现代生存经济”的状态。当然，我们大部分人不用再去甘蔗地里挥舞砍刀，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陷入零工和零售业的沼泽中。这些工作与任何更复杂的生产力形式都严重脱节。
九十年代，那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向我们承诺，高价值的服务业工作，会取代那些正在消亡的制造业岗位。我记得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当时有人建议那些海军造船厂的失业工人去学编程，因为“肌肉型的工作”注定会流向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现在看来，这个承诺从未兑现。
我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高价值服务业岗位，反而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服务业——不是因为它比制造业更好，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这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症状：从个人角度看，去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是比进工厂更理性的选择。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和倒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义务教育，因为我们知道，让一个五岁的孩子去上幼儿园，比让他去街上擦皮鞋对国家的未来更有利。
可悲的是，我们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今却在面临类似的困境。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分裂成两极：一端是在公司总部从事设计和金融的精英，另一端是在零售和服务业挣扎的零工。而那些曾经构成我们社会中坚力量的生产工人，即便存在，也仅仅被当作一种“必要的恶”而被容忍。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为了迎合华尔街，已经从主要的制造商，变成了合同采购商。它们的核心使命就是把资产负债表削减到极致。有些公司甚至连自己的核心资产都属于投资者，而非运营公司本身。你想获得资本吗？你必须让分析师们相信你的模式够“轻”，回报够快。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拥有工厂、雇佣工人，就等于“资本自杀”。
如果我们只看国内，这种“轻资产”模式或许还能自圆其说。但当我们把视野投向全球，看到中国的体系用完全不同的标准取得了巨大成功时，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投资和会计方式，试图从一个公正的角度去理解它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用我们预设的“应该如何运作”的框架去评判它。
我读到一些有趣的比较研究。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硬预算约束”，确保了只有那些能马上盈利的项目才能获得投资。这保证了效率，但也扼杀了许多有长远价值但短期无法盈利的项目。而另一种模式下的“软预算约束”，虽然会资助很多低质量的项目，但也可能催生出一些高瞻远瞩的长期项目。
我们都知道后一种模式的失败案例。但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软预算约束”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就一无是处。事实上，由有效的金融监管和严格的出口纪令所支撑的“软预算约束”，恰恰就是我们自己曾经使用过的汉密尔顿式工业政策的核心。它的目的，就是防止资本全部涌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而是将其引导到真正能增强国力的工业产能上。
如果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你只需要看看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历史。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顶着外界的怀疑，一步步建立起了今天这个庞大的工业帝国。为了更直观地感受这种差距，让我们回到汽车行业。今天，许多去过中国大城市的人，都会惊叹于那里的“现代”和“高科技”。
当然，这只是中国的一面，在广大的内陆和乡村，是另一番景象。但即便如此，在2004年，甚至1994年，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无法想象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会和“高科技”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要评估中国高科技的真正含义，不能只看那些时髦的App和摩天大楼，最好是去看汽车。就像我在那次车展直播中所受到的冲击一样。前所未有的电池技术，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以及高度复杂的智能系统。这背后，是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战略布局。
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中国在传统的汽车内燃机（ICE）技术上，一直没能做到世界一流。而内燃机，曾被认为是汽车工业的“心脏”，是造车最困难的部分。没有自己的核心发动机技术，车企就只是一个组装厂。
然而，电动汽车（EV）的浪潮，让这个最大的短板几乎变得无关紧要。电动车不需要复杂的变速箱和内燃机动力总成，但它需要极其先进的电池和电控系统。而在电池领域，中国是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场技术变革，让中国汽车工业得以“弯道超车”，跳过了他们此前最难逾越的障碍。
但这绝不仅仅是运气。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中国的电池产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为外国摄像机、PDA等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廉价售后电池的那些小作坊。但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投入远超当时需求的资源去发展电池产业。
从九十年代开始，一些城市就强制推行电动公交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政府和企业一直专注于控制锂电池生产所需的核心资源——锂。他们甚至不惜代价，去澳大利亚收购那些陷入困境的其他矿产公司，只为了建立一个由自己掌控的锂矿产业。然后，把所有的研究和加工环节，都放在中国国内。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为未来的电动汽车转型，进行着最大化的布局。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汽车市场，这让他们有足够的底气和规模，可以单方面推动新技术，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他们建设了数百万个充电桩，而我们在同期的数量，只是他们的一个零头。
反观我们美国的汽车工业，我们虽然牢牢掌控着国内市场，但出口却在不断萎缩。我们专注于生产那些可以规避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大型SUV和皮卡，这在国内市场利润丰厚，但在国际上却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最近，我们宣布对中国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这是一种明确的贸易保护。
但即使中国汽车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它们也必然会席卷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引以为傲的通用汽车，如今在北美的产量和1982年差不多，远低于五十年前的峰值。而其全球销量，大约只有丰田的60%。相比之下，中国在2020年出口了约一百万辆汽车，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惊人的五百万辆。
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和利润，与2014年的巅峰相比，已经暴跌。考虑到所有这些证据，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封闭的、受保护的市场，我们本土的汽车品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正在日益下降。我们的处境，开始越来越像马来西亚的宝腾汽车，而不是昔日那个叱咤风云的底特律。我们不能再粉饰太平了：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
美国的汽车工业雇佣了大约三百万工人，占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的5%。我们都还记得七八十年代汽车工业衰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大城市的衰败，无数技术工人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承认，当年的汽车工业需要改革，但那次代价惨痛的“硬着陆”，导致了几代人的萎靡和价值毁灭，绝不是最好的结果。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地相似。
当年底特律沉迷于制造大型、高利润的汽车，不愿在石油危机前进行设计现代化，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然而，今天的中国电动汽车公司，其规模和国家支持的力度，是五十年前的任何日本车企都无法想象的。简而言之，中国的技术优势，不仅仅是几个App或者几张新城市的航拍照片。
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主导者，并在此过程中，摧毁美国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是“创造性破坏”，是“看不见的手”在合理配置资源，那就太可笑了。这背后，分明有一双清晰可见的、强大的手在推动着这一切。
汽车工业并非个例。中国在高科技出口领域的规模和复杂性，普遍如此。《金融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让我印象深刻。2023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大约是美国的七倍。事实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新增工业机器人，都安装在了中国。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当自动化的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时，企业才会有动力用机器人替代工人。但中国的工资水平，远不足以解释如此大规模的机器人投资。这再次印证了，他们的决策并非完全出于市场逻辑。
自由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对机器人的疯狂投资，但“产业政策”可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优先事项，不仅仅是扩大内需，更是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了极高的位置。他们要通过科技和教育来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需求低迷和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提出这样的目标简直是“难以置信”。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质疑中国产业政策的决心，过去的记录并不好。
我找到一份2016年的中国顶层规划文件，它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这对于一个中等教育完成率还不到一半的国家来说，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梦想。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一直萦绕着清朝未能实现现代化，导致“百年屈辱”的幽灵。一位重要的中国思想家在1991年就曾断言：“要超越美国，必须做到一件事：在科技上超过他们。”
这种语言，在我们听来可能既偏执又狂妄。因为我们已经享受了太久的安全和和平。但对于一个在近代史上饱受苦难的民族来说，这种对技术和工业实力的执念，或许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政策所青睐的技术清单上，几乎全是“物理技术”，而非软件。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基因技术、量子计算、航空航天……当我们在谈论“科技巨头”时，我们想到的是谷歌、是Facebook；而当他们谈论科技时，他们想到的是能够造出实实在在东西的硬核技术。
我终于明白了，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的较量，而是两种发展哲学、两种生存逻辑的根本性碰撞。一方相信资本的无形之手，相信将一切交给市场，最终会得到最优解；另一方则相信规划的有形之手，相信通过国家意志的强力干预，可以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三十年过去了，结果似乎已经写在了墙上。
而今，看清了这一切，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赢了吗？”，而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去挑战那些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信条？我们是否还能重新找回那种建设国家的务实精神，而不是沉迷于金融游戏的虚拟泡沫？
我们是否愿意承受短期的痛苦，去进行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变革，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找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回答的最严峻的挑战。
这个答案，将决定我们是继续在衰落的道路上滑行，还是能够重新振作，迎接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世纪。而做出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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