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

I. 执行摘要

本报告旨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可能实施的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政策的潜在影响，并将其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期进行比较。通过深入剖析历史上的关键驱动因素（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体系崩溃、僵化的金本位制、国际协调缺失）与当今时代的风险（新一轮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高额债务负担）及缓冲机制（灵活汇率、国际机构、更先进的政策工具），本报告旨在评估重演类似规模危机的可能性，并预测未来全球及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发展趋势。

1930年代的大萧条源于多种因素的叠加：1929年的股市崩盘暴露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随后的银行恐慌和倒闭导致信贷体系瘫痪和货币供应急剧收缩 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全球贸易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恶化并阻碍了经济复苏 ⁵；僵化的金本位制度放大了通缩压力，限制了各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并将危机传导至全球 ¹⁰；同时，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共同应对危机。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潜在的2025年美国大规模关税政策（如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基准关税，并对中国等特定国家征收高达100%以上的惩罚性关税）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冲突，推高通胀，抑制全球增长，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 ¹⁴。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在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全面展开，增加了地区冲突（尤其是台湾海峡）的风险，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碎片化 ²³。此外，全球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使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经济冲击的影响 ³⁰。

然而，与193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也具备更强的缓冲能力。国际机构（如IMF、世界银行）虽然面临挑战，但仍然在提供金融支持、政策建议和协调平台方面发挥作用 ³³。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拥有更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浮动汇率制、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等）来应对通缩或通胀压力，并建立了更完善的金融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制度）以防止系统性银行危机 ³⁶。全球化虽然面临调整，但其深度和广度远超以往，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使得彻底“脱钩”成本高昂且难以实现 ⁴³。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提高生产力和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⁴⁸。

综合来看，全面重演1930年代式大萧条的可能性较低。但潜在的大规模贸易战、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高债务风险的叠加，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增长、高通胀（滞胀）和显著的经济碎片化。未来全球经济将呈现分化态势：美国经济短期内可能相对有韧性，但面临关税带来的通胀和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结构性挑战；欧盟经济增长乏力，易受外部冲击影响；日本经济则在应对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努力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稳定。政策选择，特别是主要大国在贸易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决策，将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

II. 大萧条重温：关键驱动因素与后果

A. 悬崖边缘：金融不稳定与货币政策失误

1929年秋季的华尔街股灾常被视为大萧条的开端，但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导火索，暴露并加剧了潜在的经济脆弱性 ¹。在崩盘之前，美国股市经历了长达五年的非理性繁荣，股价上涨超过四倍 ¹⁰，部分原因在于宽松的信贷环境和广泛的保证金交易 ²。崩盘本身抹去了巨额名义财富，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耐用品（如汽车、冰箱）支出急剧下降 ²。

然而，将经济衰退推向大萧条深渊的关键因素是随后爆发的银行体系危机。从1930年开始，美国经历了四波主要的银行恐慌 ⁴。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⁵⁵，储户对银行的偿付能力失去信心，纷纷挤兑提取现金，导致大量银行倒闭 ¹。在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数千家银行关门 ²。

银行体系的崩溃产生了灾难性的宏观经济后果。首先，它直接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收缩。储户将存款兑换成现金持有（提高了现金-存款比率），幸存的银行则为了应对挤兑风险而大幅提高准备金率（提高了准备金-存款比率），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货币乘数下降，基础货币的扩张无法转化为广义货币的相应增长，甚至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如M2）在1929年至1933年间萎缩了近三分之一 ²。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认为，正是这种货币紧缩将一场普通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²。美联储在危机初期的不作为，未能及时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充当最后贷款人，随后又采取了错误的紧缩政策，被认为是关键的政策失误 ¹。

其次，银行倒闭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信贷中介机制。银行的倒闭切断了企业和个人与银行之间长期建立的借贷关系 ³。即使是健康的借款人也难以获得信贷，这大大提高了信贷中介的成本 ³。金融体系作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其功能的瘫痪导致投资活动急剧萎缩，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衰退 ³。

最后，货币供应的收缩和总需求的下降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批发价格指数下跌超过30% ¹⁰）增加了债务的实际负担，因为债务是以名义价值计价的。这使得企业和个人的偿债压力骤增，破产频发，形成了恶性循环，即欧文·费雪所描述的“债务-通缩”螺旋 ²。高实际利率也抑制了新的投资意愿 ⁵⁴。

这种金融体系的崩溃并非仅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反映了当时政策框架的缺陷。美联储未能有效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其内部的制度设计缺陷（如过于关注成员银行的借款状况而非整体货币供应量，以及“真实票据理论”的影响 ¹²），也可能源于对鼓励银行冒险行为（道德风险）的担忧 ²，以及受制于金本位制的思想束缚（下文详述）。这表明，在危机时刻，僵化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可能阻碍有效的政策应对。

B. 保护主义的代价：《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贸易崩溃

在经济危机加深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30年6月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⁶。该法案最初旨在保护受农产品价格下跌冲击的美国农民 ⁶，但在各行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下 ⁵⁹，最终演变成对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的全面保护主义措施 ⁶。法案将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从约40%提高到接近甚至超过50%的水平，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之一 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是在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通过的 ⁶，并且违背了当时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反对意见 ⁵。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实施迅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报复性关税浪潮。加拿大、英国、法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纷纷提高对美国商品的关税 ⁵。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急剧恶化。

其后果是全球贸易量的灾难性萎缩。在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额下降了约66% ⁶。美国自身的进出口也未能幸免，出口额从1929年的54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21亿美元，进口额从44亿美元下降到15亿美元，降幅均超过60% ⁶。虽然有观点认为，贸易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全球收入锐减和通货紧缩造成的，关税只是次要因素或阻碍了复苏 ⁵，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税战极大地加剧了贸易的崩溃。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深层危害可能超出了其对贸易量的直接影响。在当时国际贸易占美国GDP比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⁵，该法案更像是一个破坏性的政治信号。它标志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带头放弃了国际合作，转向了经济民族主义。这不仅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更摧毁了国家间的信任基础，使得通过国际贸易来偿还战争债务等途径变得更加困难 ⁶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压力。它成为了全球范围内“以邻为壑”政策的催化剂 ⁸，将世界推向了更深的经济和政治分裂。

该法案的通过过程也揭示了贸易政策制定中潜在的风险。强大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国会内部的“政治分肥”（log-rolling）以及潜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共同推动了一项违背主流经济学建议、最终损害国家和全球利益的政策出台 ⁵⁹。这警示我们，贸易政策极易受到狭隘国内利益的绑架，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这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围绕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C. 系统性失灵：金本位制与国际秩序的崩溃

大萧条之所以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灾难，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密切相关。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制试图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固定汇率体系，即各国货币的价值与黄金挂钩，并承诺可以按固定比率兑换黄金 ¹⁰。然而，这个体系存在着致命的僵化性。

金本位制的核心机制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将维持货币的黄金可兑换性和固定汇率置于国内经济目标之上。当一个国家出现黄金外流（例如由于贸易逆差或资本外逃）时，为了维持黄金储备和汇率稳定，该国中央银行必须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即使国内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 ¹⁰。反之，黄金流入的国家理论上应放松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主要黄金持有国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倾向于“冲销”黄金流入，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阻止黄金流入转化为国内货币供应的扩张，以避免通货膨胀 ¹²。这种不对称的调整机制（赤字国被迫紧缩，盈余国不充分扩张）给整个体系带来了固有的通缩倾向。

这种僵化的体制使得各国央行在面对大萧条时束手无策，无法采取必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相反，为了保卫黄金储备和维持汇率，许多国家被迫采取了顺周期的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滑 ¹¹。金本位制成为了将美国经济衰退传导至全球的主要渠道 ¹⁰。随着美国需求的萎缩和资本流动的逆转，其他国家面临黄金外流的压力，被迫跟随美国收紧货币，从而将通缩和衰退“输入”到本国。

此外，国际合作的缺乏也加剧了金本位制的困境。各国竞相提高利率以吸引或留住黄金储备，进行所谓的“竞争性通缩” ¹²。对黄金的争夺和囤积（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积累了全球大部分黄金储备 ¹²）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流动性的紧张。

最终，金本位制的崩溃成为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随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¹⁰。脱离金本位的国家获得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和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研究表明，越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其经济复苏也越早、越强劲 ¹⁰。美国于1933年正式脱离金本位 ⁶⁶。

金本位制在大萧条中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反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脆弱性。与战前相比，战后的金本位制面临着诸多结构性挑战：国际债务关系重塑（美国从债务国变为主要债权国 ⁶⁷），黄金储备分布不均 ¹²，以及在民族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各国维持体系“游戏规则”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¹³。这表明，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不仅依赖于其技术设计，更取决于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和合作意愿。

D. 政策应对及其效果（罗斯福新政 vs. 全球不作为）

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各国的政策应对效果迥异。在美国，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初期应对被普遍认为犹豫不决且效果不彰。他虽然增加了一些公共工程支出，但总体上仍坚持平衡预算的理念，并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些措施未能阻止经济的自由落体 ²。

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开始推行一系列被称为“新政”（New Deal）的改革和救济措施 ²。新政的核心思想是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实现“救济、复兴、改革”（Relief, Recovery, Reform）三大目标 ⁶⁸。

• 救济（Relief）：旨在缓解失业和贫困。成立了诸如公共事业振兴署（PWA）、民间资源保护队（CCC）和工程振兴署（WPA）等机构，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修建道路、桥梁、公共建筑、公园等）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⁴⁰。
• 复兴（Recovery）：旨在刺激经济恢复。通过《全国产业复兴法》（NRA）试图稳定工业生产和价格（后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⁴⁰；通过《农业调整法》（AAA）向农民提供补贴以限制生产、提高农产品价格 ⁴⁰。美国脱离金本位制 ⁶⁶ 也被认为是促进复苏的重要举措。
• 改革（Reform）：旨在建立更稳定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防止危机重演。进行了重要的金融改革，如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 ⁷¹，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 ²，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股票市场 ⁴⁰。此外，还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成立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⁴⁰，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Social Security Act），提供养老、失业和残疾保险 ⁴⁰。

新政的成效至今仍有争论。毫无疑问，它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急需的救济，并通过公共工程改善了国家的基础设施 ⁴¹。更重要的是，它恢复了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 ⁴¹，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角色，确立了政府在经济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 ⁴¹。许多改革措施，如FDIC、SEC、社会保障制度等，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⁶⁸。

然而，就其核心目标——结束大萧条而言，新政的直接效果有限。尽管经济有所复苏，但失业率在整个1930年代始终居高不下，直到1939年仍高达19% ⁶⁹。许多批评者认为，新政的财政刺激力度不足以完全弥补私人需求的崩溃（凯恩斯主义的观点）⁶⁸，甚至一些政策（如NRA试图维持高工资和高价格）可能阻碍了复苏 ⁵³。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大规模军事开支才彻底将美国经济拉出萧条 ²。

与美国国内相对积极（尽管效果有争议）的干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几乎完全缺位。各国不仅未能携手应对危机，反而陷入了贸易战（关税壁垒 ⁵）、货币战（竞争性贬值 ¹²）的恶性循环。伦敦经济会议等试图协调国际行动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国际合作的崩溃，与美国国内新政所代表的政府积极干预形成了巨大反差，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应对全球性危机，仅靠国内政策是不够的，国际协调至关重要。1930年代国际合作的失败，无疑是延长和加深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III. 当代全球舞台：断层线与韧性（2025年背景）

A. 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特朗普关税与全球反应

进入2025年，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新一轮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其核心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全面实施或已经部分实施的关税政策。这些政策的规模和范围可能远超其第一任期。具体措施可能包括：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基准关税” ¹⁵；对被认为存在贸易顺差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例如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累计关税可能超过100%（如宣布的104%甚至125%）¹⁴，对欧盟征收20%或更高 ¹⁹，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尽管可能存在豁免或谈判空间）¹⁶。此外，还可能针对特定行业（如汽车、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纺织品）或特定问题（如芬太尼、国家安全）实施额外关税 ¹⁵。这些措施预计将使美国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从2024年的约2.5%飙升至22%-24%左右，达到自19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甚至高于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期的水平 ¹⁵。

特朗普政府推行这些关税政策的公开理由是多方面的：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⁷⁹，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⁷³，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特别是制造业）¹⁵，维护国家安全 ²⁶，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 ¹⁵，以及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或施压的政治杠杆 ⁷⁹。

这些激进的关税措施已经或预期将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主要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或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已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84%，并表示将“奉陪到底”，同时将部分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¹⁴。欧盟也宣布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如波旁威士忌、摩托车、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同时表示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¹⁴。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宣布了针对美国出口（如乳制品、钢铁、汽车）的报复性关税 ¹⁶。除了直接报复，各国也在寻求贸易多元化，加强区域内合作（如RCEP），并可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尽管其有效性存疑）¹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等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积累了应对贸易战的经验，并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兴市场等方式“免疫”美国关税的影响 ¹⁴。

这些关税及报复措施的直接经济影响已经显现，并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反应剧烈，出现大幅波动。例如，日本日经指数因担忧贸易战升级和经济放缓而大幅下跌 ⁷⁴。美国股市也经历了暴跌，尤其是科技股和所谓的“七巨头”（Magnificent 7，包括苹果、英伟达、特斯拉等）市值大幅蒸发 ²¹。关税预计将显著推高美国国内的消费者价格，加剧通胀压力。不同机构的估算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关税将使美国CPI上涨0.5%至2.3%不等，相当于给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增加数千美元的额外负担 ¹⁵。服装、汽车、电子产品等依赖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尤为明显 ¹⁴。同时，关税预计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预测显示美国GDP增长可能因此降低0.5至1.6个百分点 ¹⁵。特定行业如汽车、科技、农业和钢铁将受到直接冲击 ¹⁶。此外，关税战还可能引发汇率波动，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走势将取决于复杂的政策互动和市场预期，人民币则面临贬值压力 ²¹。

表3：潜在/已宣布的2025年美国关税及主要贸易伙伴反应摘要

注：此表基于截至报告撰写时可获得的信息，具体税率和措施可能随时变化。

当前贸易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其巨大的不确定性 ¹⁵。这些关税是永久性的，还是可以通过谈判降低或取消？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能否达成新的贸易协议？¹⁸。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对全球经济构成了重大风险。企业在进行投资和规划供应链时面临困境，可能会推迟决策，从而抑制经济活动 ¹⁵。这种“不确定性税”叠加在关税的直接成本之上，可能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似乎标志着美国从过去几十年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的角色，向更加单边和保护主义的立场转变 ¹⁵。这一转变不仅直接影响贸易流动和价格，更对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WTO体系）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迫使其他国家重新评估其战略并寻求替代方案 ⁸⁰。

B. 经济逆风：增长放缓、通胀持续、债务负担

当前的全球经济正面临增长放缓、通胀持续和债务高企的多重挑战，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则可能加剧这些困境。

根据主要国际机构的预测，2025年至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温和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5年和2026年全球增长率均为3.3% ⁸³。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更为谨慎，预计2025年增长3.1%，2026年放缓至3.0% ¹⁰²。世界银行则预测2025年和2026年全球增长稳定在2.7% ¹⁰³。这些预测普遍低于2000-2019年的历史平均水平（约3.7% ⁸³）。增长前景呈现显著分化：美国经济在2025年可能表现相对较好（OECD预测2.2%），但预计在2026年明显放缓（OECD预测1.6%）¹⁰²；欧元区增长预计持续疲软（OECD预测2025年1.0%，2026年1.2%）¹⁰²；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放缓（OECD预测从2025年的4.8%降至2026年的4.4%）⁹⁶；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预计将快于发达经济体，但内部差异巨大 ¹⁰³。

通货膨胀虽然已从近期高点回落，但仍具粘性，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 ¹⁰⁰。贸易成本上升（如关税导致）可能会给商品价格带来新的上涨压力 ¹⁵。全球整体通胀率预计将继续下降，但回归央行目标水平（通常为2%）的过程可能比预期更长。IMF预计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2024年的5.8%降至2025年的4.4%，再到2026年的3.5% ⁸³。OECD预测G20经济体的通胀率在2025年为3.8%，2026年为3.2% ¹⁰²。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明确表示，特朗普的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通胀上升，至少是暂时的，甚至可能是持续性的 ⁴²。

与此同时，全球债务负担已达到创纪录水平。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债务总额已接近323万亿美元 ³²，而2024年全年新增债务近7万亿美元，使总额达到318万亿美元的新高 ³⁰。新兴市场债务也逼近10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³²。政府债务是主要驱动因素，预计到2028年全球政府债务将接近130万亿美元 ³¹。高利率环境使得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增加了再融资风险。未来三年内，将有大量主权债务（OECD国家约42%）和公司债券（全球约38%）到期 ³¹。不断上升的利息支出挤压了其他公共开支的空间（例如，OECD国家的利息支出总额已超过国防开支 ³¹），并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 ³¹。

这种增长放缓、通胀持续和债务高企的组合，为全球经济制造了一个充满挑战的宏观环境，甚至带有“滞胀”的风险。各国央行在抑制通胀和支持增长之间面临艰难的权衡 ⁴²。财政政策空间因高额债务而受到限制，难以大规模刺激经济 ³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关税的实施无疑是雪上加霜。关税既可能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和引发报复来抑制总需求，打击贸易和投资活动（负面需求冲击），也可能通过扰乱供应链、推高生产成本来减少总供给（负面供给冲击）。这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要么过度紧缩导致经济硬着陆，要么过早放松导致通胀卷土重来。

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于，高额的全球债务使整个金融体系对冲击更加敏感。无论是贸易战升级、地缘政治冲突，还是市场信心的突然丧失，都可能在当前的高杠杆环境下引发连锁反应。不断上升的利率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尤其是在那些财政状况脆弱或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 ³⁰。虽然现代金融体系拥有比1930年代更强的监管和救助机制，但巨大的债务存量本身就是一个放大器，可能将局部风险转化为系统性压力，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C. 现代金融与贸易架构：缓冲与断点

与193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拥有一个旨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和稳定的国际架构，这是二战后痛定思痛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旨在促进国际合作，提供金融安全网，并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以避免重蹈大萧条时期各自为政、相互倾轧的覆辙 ²⁶。

然而，这一架构在当前正经受严峻考验：

• 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WTO正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自2019年以来，由于美国持续阻止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新成员的任命，WTO的核心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 ³³。这意味着成员国之间若发生贸易争端，无法通过具有约束力的裁决来解决，大大削弱了WTO规则的权威性。尽管成员国承诺在2024年底前恢复一个“全面运作”的争端解决机制 ³³，但进展缓慢，尤其是在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根本性反对立场并未改变的情况下 ¹⁰⁸。WTO的谈判功能也步履维艰，除了2013年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和2015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外，鲜有重大突破 ³³。围绕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国有企业补贴、产业政策等议题的分歧根深蒂固 ³³。不过，2022年达成的渔业补贴协定（MC12）被视为一个罕见的亮点，表明在特定领域仍有可能达成多边共识 ³³。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第四条款磋商”对成员国进行经济监督和政策建议 ³⁶，通过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评估金融体系风险 ³⁶，并在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贷款支持。IMF还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政策研究和技术援助，如央行数字货币（CBDC）、宏观审慎政策、气候融资等 ²⁶。然而，面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系统性危机，或者在地缘政治高度对立的情况下，IMF的资源和协调能力可能面临极限。
• 中央银行与货币体系：与金本位制的僵化不同，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以浮动汇率为主，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拥有较高的独立性，并以维持物价稳定（通常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为首要任务 ³⁶。它们掌握着包括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量化宽松（QE）、前瞻性指引、货币互换额度等在内的多样化政策工具箱 ³⁶，并发展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维护金融稳定 ³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冲击时，主要央行展现了积极干预和国际协调的能力（如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 ³⁹）。此外，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探索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可能对未来的跨境支付和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³⁵。
• 区域贸易协定：在WTO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RTAs）蓬勃发展。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覆盖了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⁸⁰。这些协定在贸易自由化标准、成员构成（如RCEP包含中国，CPTPP不含）和规则领域（如数字贸易）上各有侧重 ⁸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但也可能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英国已加入CPTPP，智利、斯里兰卡等国正在申请加入RCEP或CPTPP ⁸⁵。

尽管现代国际经济架构比1930年代更为健全，但其有效性正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中美对抗）和日益增长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侵蚀 ²⁶。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瘫痪是一个尤为突出的薄弱环节，它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秩序的根基，增加了贸易争端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可能导致世界滑向一个由大国实力而非共同规则主导的贸易格局 ⁸²。现有机构能否有效应对新一轮大规模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分裂的冲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同时，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支付系统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起，正在重塑国际金融版图。诸如mBridge（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沙特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开发）和Agora（由BIS及欧美日韩等七国央行主导）等项目，旨在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和代币化资产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降低成本 ³⁷。这些创新有望克服传统代理行模式的痛点，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它们可能促进金融普惠和贸易便利化 ³⁷。另一方面，不同的技术标准和平台可能导致新的分割 ¹¹⁴。此外，一些系统（如mBridge）被认为可能被用于规避现有金融制裁体系（尽管BIS和参与方否认 ¹¹⁴），从而具有地缘政治含义。同时，关于美元主导地位是否会因这些新技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或美国自身财政状况而受到侵蚀的讨论也在升温 ³⁹。虽然美元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 ³⁹，但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支付格局的长期演变，无疑是当前金融架构面临的一个深刻变革。

D. 地缘政治竞争与碎片化

当前全球格局最显著的特征是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这场竞争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和安全领域，深入到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对全球秩序产生着深远影响 ²³。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包括加征关税、实施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²⁷）、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合作（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²⁶、并试图推动供应链“脱钩”（decoupling）或“去风险化”（de-risking）²⁷。中国则将维护其发展权利和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置于优先地位 ²⁷，致力于实现技术自立自强 ¹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²⁷，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拓展其全球影响力，同时对美国的遏制措施进行反制 ¹⁴。

这种大国竞争加剧了全球多个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

• 台湾海峡：被普遍认为是中美最可能爆发直接冲突的地点 ²³。中国持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军机绕台、模拟封锁等 ²⁷），而美国则在加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否认”（strategy of denial）能力，并多次表态将协防台湾 ²³。任何误判或意外事件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不仅对地区安全，也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际航运）造成毁灭性打击 ²⁵。
• 南中国海：中国在该区域持续进行军事化建设并采取强硬行动（如使用水炮、激光照射、阻拦他国船只 ²⁷），与菲律宾等声索国的摩擦不断升级 ²⁷。美国则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和加强与地区盟友（如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来制衡中国 ²⁷。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到重要的国际航道安全。
• 技术领域：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愈演愈烈。美国对华实施的芯片出口管制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先进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 ²⁷。中国则投入巨资力图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 ¹⁴。这场技术竞赛不仅关乎经济竞争力，更涉及国家安全和未来的全球影响力格局。

除了中美竞争，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 俄乌战争：尽管已持续数年，但冲突远未结束，仍在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 ¹²⁵。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特别是欧洲天然气供应 ¹²⁷）、粮食安全（俄乌是主要粮食出口国 ¹²⁷）以及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持续产生影响。虽然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俄罗斯通过转向亚洲市场、增加军工生产等方式展现出一定的韧性 ¹²⁵。战争的长期化和潜在升级风险依然存在。
• 中东局势：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及其后续影响，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 ⁷⁶，都凸显了该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中东地区的冲突不仅威胁能源供应安全，也可能外溢引发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动荡。
• 网络安全：随着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网络攻击的频率、规模和复杂性都在增加，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和网络犯罪集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动攻击，对关键基础设施、金融系统和企业构成严重威胁 ²⁶。
• 政治与社会风险：全球范围内，政治极化、社会不平等、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普遍存在 ⁷⁶。经济困难、地缘政治冲突的溢出效应或难民流动等问题，都可能在各国国内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 ⁷⁶。

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的高度交织，即“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的兴起 ²⁸。贸易政策（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布局、技术标准、甚至货币和支付系统，都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²⁶。与冷战时期相对隔绝的两大阵营不同，当今的大国竞争发生在全球化和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 ²⁸。这使得地缘经济冲突的潜在破坏性更大，它可能“武器化”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迫使各国在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政治阵营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导致全球经济体系的碎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并非单一危机，而是多重危机交织叠加的局面（“多重危机”或“polycrisis”）²⁶。中美竞争、俄乌战争、贸易摩擦、高额债务、持续通胀、气候变化、疫情后遗症等问题相互作用、相互放大。例如，贸易战可能加剧通胀和经济放缓，从而使高债务问题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冲突可能扰乱能源和粮食供应，加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冲击供应链和经济活动。这种复杂互动使得全球体系变得异常脆弱，一个领域的冲击可能通过各种传导机制迅速蔓延并放大，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远超1930年代主要由经济崩溃引发的危机。

E. 供应链的变迁：多元化、技术与韧性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新冠疫情暴露了过度依赖单一来源（尤其是中国）的脆弱性，而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擦以及不断上升的成本，进一步加速了企业调整其全球生产布局的进程 ⁴³。

企业采取的策略多种多样，包括：

• “中国+1”或“中国+N”：在维持中国作为重要生产基地的同时，将部分产能或采购分散到其他国家，以降低风险 ⁴⁵。苹果公司将其部分iPhone和AirPods的生产或组装转移到印度和越南，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例证 ⁴³。
• 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回流（Re-shoring）：将生产转移到地理位置更近的国家（如墨西哥之于美国）或迁回本国 ⁴⁸。这旨在缩短运输时间、降低物流风险、更好地响应市场变化，并可能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如美国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旨在吸引半导体和清洁能源产业回流 ¹³¹）。
• 供应商多元化：与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多个供应商合作，以避免对单一供应商或地区的过度依赖 ⁴³。

推动这些转变的因素包括：降低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敞口 ⁴³；减轻疫情、冲突或贸易战 ⁴³ 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应对中国等传统制造中心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⁹³；以及利用各国政府为吸引投资而提供的补贴或优惠政策 ⁸⁴。

技术进步在这一轮供应链重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提高韧性和效率方面：

• 人工智能（AI）与自动化：AI被用于优化物流、改进需求预测、管理库存和进行供应商风险评估 ⁴⁶。自动化技术，特别是协作机器人（cobots）的应用日益广泛 ⁴⁸，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质量稳定性（如通过AI驱动的计算机视觉进行缺陷检测 ⁴⁸）、降低对人工的依赖（尤其是在劳动力短缺或成本高昂的地区），并进行预测性维护以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⁴⁸。这些技术的应用是使得近岸外包和回流在成本上更具可行性的重要因素 ⁴⁸。领先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公司（如ABB, Fanuc, KUKA, Yaskawa, Intuitive Surgical, Rockwell Automation, UiPath等）正从中受益 ¹³⁵。
• 数字化：数字平台、物联网（IoT）、区块链等技术提高了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有助于更快地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并简化跨境贸易中的海关和合规流程 ⁴⁶。

然而，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⁴⁶。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制造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和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在短期内仍将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制造中心 ⁴⁴。许多所谓的“脱钩”或多元化，实际上只是将最终组装环节转移，但对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依赖依然存在，甚至可能通过第三国转运（transshipment）的方式间接维持 ⁴⁵。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等机构正加强对此类规避关税行为的执法 ⁷⁷。回流也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美国国内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制造业 ⁹³）、基础设施升级需求 ¹³¹、较高的初始投资成本以及对政策持久性的疑虑 ⁹³。一些企业在尝试多元化后，可能为了降低成本和简化管理而重新整合供应商关系 ⁴⁶。

因此，与其说是彻底的“脱钩”，不如说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复杂的“重新配置”或“多元化”⁴⁴。其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加区域化、多元化但也可能更加碎片化、运行效率有所降低（至少在短期内）的全球生产网络。这场重塑的主要受益者往往是越南、印度、墨西哥等能够承接部分转移产能的国家，而非发达经济体的全面回流 ²⁴。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供应链韧性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引入AI、自动化等先进技术，可能在解决旧风险的同时引入新风险。高度互联、依赖数据的智能制造系统可能更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²⁶。对特定技术（如先进半导体）或能源（AI运算需要大量电力 ⁴⁸）的依赖可能形成新的瓶颈。因此，供应链韧性并非一劳永逸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适应的过程，需要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和管理。管理技术复杂性和网络安全风险将成为未来供应链运营的核心挑战。

IV. 彼时与此刻：比较的视角

将当前（2025年背景下）的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形势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至关重要的差异。

A. 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 保护主义抬头：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开启了全球贸易战 ⁶。如今，特朗普政府潜在的或已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政策，同样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就业为名，威胁要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加高额关税，引发了对新一轮全球贸易冲突和报复性关税螺旋升级的担忧 ¹⁴。两者都反映了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¹⁴。
• 地缘政治紧张与国际合作破裂：1930年代，国际联盟无力阻止侵略，各国陷入以邻为壑的竞争，国际合作机制失灵 ¹²。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冲突（乌克兰、中东）持续，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WTO）面临严峻挑战，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全球合作前景黯淡 ²³。经济工具被用于地缘政治目的，经济关系服从于安全考量，这在两个时期都有体现。
• 金融稳定担忧：大萧条的核心是银行业的崩溃和毁灭性的通货紧缩 ²。今天，虽然银行体系的监管和韧性已大大增强，但全球债务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³⁰。利率上升带来的再融资压力、潜在的资产泡沫、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风险，都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对金融风险传染的担忧在两个时期都存在 ⁴。
• 经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经济困难或转型时期，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如外国竞争、移民）并寻求内向型保护政策的政治倾向，在1930年代和当今都清晰可见 ⁵⁹。

B. 至关重要的差异

• 国际机构与协调机制：1930年代缺乏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如今，尽管IMF、世界银行、WTO等机构面临挑战且权威受损，但它们仍然存在，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协调、金融援助和争端解决（理论上）的框架 ²⁶。G20等非正式协调机制也发挥着作用。
• 货币政策框架：僵化的金本位制是1930年代危机的放大器 ¹⁰。如今，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以通胀目标制为指导，并掌握着多样化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经济波动，避免陷入通缩螺旋 ³⁶。虽然当前面临滞胀挑战，但政策灵活性远胜当年。
• 金融安全网：大萧条初期缺乏存款保险制度，银行挤兑导致系统性崩溃 ⁵⁵。如今，广泛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如美国的FDIC ²）、更严格的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巴塞尔协议等）、以及更成熟的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大大降低了发生类似规模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也为经济衰退提供了自动稳定器功能 ⁴⁰。
• 全球化的深度与性质：虽然1920年代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相当活跃，但今天的全球化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GVCs）为特征，各国经济通过生产网络深度融合 ²⁸。这种深度融合使得贸易战和“脱钩”的成本和复杂性远高于1930年代，可能对保护主义形成一定的制约。
• 技术环境：1930年代是工业经济时代。今天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深刻改变生产、贸易和金融的方式 ⁴⁸。技术进步既带来了提高效率和韧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就业结构调整、数字鸿沟、网络安全风险）。
• 宏观经济认知：1930年代，凯恩斯主义思想尚未成为主流，各国对如何应对大规模失业和需求不足缺乏共识和有效工具 ⁵²。如今，尽管仍存在政策争论，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为政府和央行提供了更成熟的分析框架和干预手段。

表1：比较概览：大萧条时期 vs. 当前时代

综合来看，尽管当前的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和金融脆弱性担忧与大萧条时期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危机传导机制和政策应对能力上存在根本性差异。1930年代的危机因金本位制的内在僵化、金融安全网的缺失以及国际合作的彻底失败而被急剧放大，导致了灾难性的通缩螺旋。今天的体系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缓冲机制（灵活汇率、积极的央行、国际机构、更完善的监管和社会保障），这使得完全重演大萧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然而，当今世界也面临着1930年代所没有的复杂挑战，如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供应链风险、先进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所引发的全面地缘经济对抗。因此，虽然不太可能出现1930年代式的经济“心脏骤停”，但一场由政策选择（尤其是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驱动的、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动荡和秩序碎片化，仍然是一个真实且严峻的风险。

V. 历史教训与未来风险评估

A. 将大萧条的教训应用于当今挑战

大萧条的历史为我们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提供了深刻而重要的教训：

• 保护主义的危险性：历史明确显示，单方面提高关税壁垒往往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导致贸易量萎缩，破坏国际关系，并可能加剧经济衰退 ⁶。尽管关税可能并非大萧条的唯一或主要原因，但它无疑是重要的催化剂和放大器。这对当前潜在的2025年大规模关税政策发出了强烈警告：即使其初衷是保护国内产业，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损害全球乃至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¹⁵。
•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大萧条的全球蔓延和长期持续，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社会未能有效协调应对。各国采取的以邻为壑政策（贸易战、货币战）最终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¹²。这凸显了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无论是经济危机、疫情还是气候变化）时，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大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得重建和维护国际合作变得尤为迫切和困难 ³³。
• 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1930年代的银行危机揭示了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以及信心崩溃和信贷紧缩的破坏力 ²。这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危机管理工具（包括有效的最后贷款人机制和存款保险），以防范系统性风险。虽然当前的担忧焦点从银行转向了高额债务和非银行金融领域，但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原则依然适用 ³⁰。
• 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金本位制的教训在于，僵化的货币框架会束缚政策制定者的手脚，使其无法在危机时采取必要的逆周期操作 ¹⁰。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使央行能够根据经济状况调整利率和流动性，对于稳定经济至关重要。当然，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在通胀压力和增长放缓之间取得平衡 ³⁶。
• 财政政策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尽管对罗斯福新政的短期宏观效果存在争议，但它确实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了救济，并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建立了长期的社会安全网 ⁴⁰。这表明，在严重经济衰退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针对性的救助和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缓解民众苦难、维持社会稳定乃至稳定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当前全球债务高企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空间和可持续性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因素 ³¹。

B. 系统性崩溃或长期分裂的可能性评估

基于上述历史比较和教训，当前世界是否可能重演大萧条式的系统性崩溃，或者陷入长期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分裂？

反对全面重演大萧条的论据：

• 现代化的政策工具与框架：如前所述，灵活汇率、独立央行、通胀目标制、多样化的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自动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成熟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应对经济衰退提供了比1930年代强大得多的武器库。决策者不太可能重蹈覆辙，允许通缩螺旋失控。
• 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更严格的银行监管和更有效的最后贷款人机制，大大降低了发生1930年代那种毁灭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
• 国际机构的存在：IMF、世界银行等机构虽然面临挑战，但仍能提供一定的金融缓冲和政策协调平台，避免完全的无序状态。
• 经济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比更高，其波动性通常小于制造业和农业，可能有助于缓和经济周期的幅度。技术进步也可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 近期危机的经验：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和央行展现了迅速、大规模干预以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持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支持严重冲击/长期分裂的论据：

• 地缘政治风险空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度和广度、潜在的军事冲突风险（尤其在台湾海峡 ²³），以及俄乌战争、中东动荡等地缘政治热点，构成了比冷战后任何时期都更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地缘政治冲突可能直接破坏经济活动、扰乱供应链并引发金融动荡。
• 保护主义的潜在破坏力：如果特朗普政府实施其宣称的全面、高额关税政策，并引发全球范围的报复性贸易战，其对全球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的冲击可能是灾难性的 ¹⁵。这将直接推高成本、抑制投资和消费，并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显著碎片化。
• WTO体系的失能：争端解决机制的瘫痪使得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失去了强制力，增加了贸易摩擦升级为无序冲突的风险 ³³。
• 高债务的脆弱性：创纪录的全球债务水平使得经济体对利率上升、增长放缓或外部冲击更加敏感 ³⁰。贸易战或地缘政治危机可能引爆债务风险，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 政策失误的可能性：在滞胀压力、地缘政治冲突和结构性变革交织的复杂环境下，政策制定面临巨大挑战。各国政策目标可能相互冲突（如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盟友的经济利益），协调难度加大，误判和失误的风险上升 ⁴²。
• 多重危机的叠加效应：如前所述，当前世界面临的是多重危机并存的局面，这些危机可能相互作用、相互放大，产生远超单一危机影响的“复合效应”，使得系统性风险难以预测和管理。

综合评估：

完全复制19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性较低，主要是因为现代经济体拥有更强大的政策工具和制度缓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片坦途。当前面临的风险组合——激进的保护主义、深刻的地缘政治分裂、历史性的债务负担以及复杂交织的全球挑战——同样具有巨大的破坏潜力。

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并非是1930年代式的通缩崩溃，而是一种长期的、以滞胀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低迷和地缘政治碎片化。在这种情景下，贸易壁垒高筑，全球供应链断裂或区域化，国际合作难以为继，地缘政治紧张常态化。全球经济增长将显著低于潜力水平，通胀压力因供给侧扰动而持续存在，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慢刀子割肉”式的衰退或分裂，虽然不如大萧条那样剧烈，但其累积效应和对全球秩序的长期损害同样不容小觑。

最终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政策选择。如果选择对抗和单边主义，全球经济滑向长期分裂的风险将急剧上升。如果能够保持克制，寻求对话与合作，并致力于维护和改革多边体系，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历史的教训是清晰的，但能否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仍是未定之数。

VI. 主要经济体展望

在全球经济面临潜在剧变的大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各自的结构性特点、政策空间和面临的挑战将决定它们不同的发展路径。

A. 美国

• 独特结构与现状：美国经济体量巨大，国内市场广阔，相对而言对外贸的依赖度低于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然而，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美元霸权 ³⁹），并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⁷³）。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⁸⁹。近年来，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如《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关键技术发展 ⁸⁰，并加大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投入 ⁴⁸。
• 政策空间与挑战：美联储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当前面临抑制通胀和维持增长的两难困境，关税政策将使这一任务更加复杂 ⁴²。财政政策受到高额国债的制约 ³¹，但政府仍可能通过关税收入 ¹⁵ 或进一步借贷来支持特定政策目标。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贸易政策，可能在全面对抗与寻求谈判之间摇摆 ⁸²。国内政治极化可能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管理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是核心挑战 ²³。此外，制造业劳动力短缺 ⁹³、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¹⁷ 以及美元地位面临的长期挑战 ³⁹ 也是重要问题。美国民众对关税政策的效果持怀疑态度，担心其推高物价 ⁸⁸。
• 未来路径预测：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预计增长将在2026年放缓 ⁸³。大规模关税将显著推高通胀，侵蚀家庭购买力，并可能拖累GDP增长 ¹⁵。贸易战升级将增加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¹⁸。长期来看，若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创新受阻和经济活力减弱。
• 与大萧条对比：与1930年代不同，美国拥有强大的政策工具来应对衰退，不太可能出现通缩崩溃。然而，如果采取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并引发全球贸易战，其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仍将是巨大的，可能导致类似滞胀的局面。关于关税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争论 ¹⁷ 呼应了历史，但作用于一个结构已发生巨变的经济体。

B. 中国

• 独特结构与现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核心地位，尽管这一地位正受到挑战和调整 ⁴³。经济增长模式正经历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向内需和创新驱动的艰难转型 ²⁷。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拥有强大的干预能力 ²⁸。面临人口结构变化、房地产市场风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内部挑战。同时，中国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发展替代性支付系统（如mBridge）²⁷。
• 政策空间与挑战：中国政府拥有较大的政策调动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投向 ¹⁸。然而，进一步大规模刺激的空间受到债务水平和结构性问题的制约。贸易政策的重点在于应对美国的关税和技术限制，通过报复、寻求多元化市场（如“一带一路”、RCEP ⁸⁰）和维持自身制造业吸引力（如控制工资上涨、允许人民币贬值 ⁸⁴）来对冲外部压力 ¹⁴。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管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台湾等敏感问题上的分歧，至关重要 ²³。西方国家的“去风险化”策略也对其构成了持续压力 ⁴⁴。
• 未来路径预测：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⁹⁶。美国的关税和技术管制将对其出口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构成显著的下行风险 ¹⁸。国内结构性问题（如房地产、消费需求不足 ²⁷）的解决进展将是影响中期增长的关键。中国可能会加大对内循环和技术自主的投入，同时在地缘政治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 与大萧条对比：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受外部冲击影响有限。如今，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其经济的健康状况和政策选择对全球具有系统性重要性。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核心变量，这在193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应对外部压力（如贸易战、技术遏制）的方式，将深刻塑造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

C. 欧盟

• 独特结构与现状：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之一，贸易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依赖出口（德国是典型代表 ¹⁶）。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但其影响力仍有差距 ³⁹。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较大。近年来，欧盟面临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双重挑战，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后试图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过程中 ¹²⁷。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
• 政策空间与挑战：欧洲中央银行（ECB）负责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财政政策主要由各成员国负责，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协调性相对较弱。欧盟层面拥有一些共同财政工具（如NextGenerationEU），但规模和灵活性有限 ¹⁸。贸易政策由欧盟统一制定 ¹⁴。欧盟正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¹⁴⁵。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美国潜在关税的直接影响和中美贸易战的间接溢出效应 ¹⁴。欧盟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战下中国出口商品的转移目的地，加剧内部市场竞争压力 ⁸⁴。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如数字服务税 ¹³⁴、航空补贴 ¹⁴³）以及美国产业政策（IRA补贴 ¹³⁴）的竞争压力也持续存在。维持内部团结，在保护主义和开放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点，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是欧盟面临的关键任务。
• 未来路径预测：预计欧盟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 ¹⁰²。美国关税可能使其GDP增长减少0.3-0.5个百分点 ¹⁸。通胀预计将逐步回落，但能源价格和贸易成本仍是风险因素 ¹⁰²。欧盟经济的韧性将取决于其内部政策协调的有效性以及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
• 与大萧条对比：一战后的欧洲背负着沉重的战争债务和赔款负担，经济基础脆弱，金本位制的崩溃对其打击尤为沉重。今天的欧盟拥有更强的制度基础（统一市场、欧洲央行），但面临着在全球两大巨头（美国和中国）之间被挤压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并提升内部凝聚力，欧盟可能面临相对经济实力下滑的局面 ⁷⁶。

D. 日本

• 独特结构与现状：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汽车、电子、精密制造等出口导向型产业为支柱 ⁷⁴。长期面临通货紧缩、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深度融入亚洲及全球供应链 ⁸⁰。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投资。
• 政策空间与挑战：日本银行（BoJ）在实施了数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后，正试图实现政策正常化，但这一过程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关税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制约 ⁹⁴。政府财政空间因巨额公共债务而极为有限。贸易政策方面，日本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如主导CPTPP ⁸⁰），以对冲多边体系风险，并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既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要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导致经济报复 ⁸⁰。主要挑战包括：美国关税（尤其是对汽车行业）的直接冲击 ⁹⁴；全球经济放缓对出口的拖累 ⁷⁴；日元汇率受全球风险偏好和美联储政策影响而大幅波动 ⁸⁷；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疲软、老龄化）。
• 未来路径预测：预计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对外部环境高度敏感。美国关税被视为重大风险 ⁹⁴，可能冲击股市（日经指数）和出口企业利润 ⁷⁴。日本经济的韧性将取决于全球贸易环境的演变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的进展。
• 与大萧条对比：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并被认为是助长其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因素之一。今天的日本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寻求稳定的发达经济体。其在1980年代与美国贸易摩擦的经历，使其在当前处理与大国关系时更加谨慎，倾向于通过多边和区域框架（如CPTPP ⁸⁰、RCEP ⁸⁰）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 ⁸⁰。日本央行当前的政策困境（难以退出超宽松政策）虽有全球共性，但也反映了其独特的长期通缩和结构性问题。

表2：主要经济体经济展望概要（2025-2026年）

注：预测数据综合自IMF、OECD、世界银行及分析师报告，可能存在差异。通胀预测为大致趋势。脆弱性为定性评估。

VII. 结论：在不确定性时代中航行

通过对1929年大萧条与当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当今世界与1930年代面临着一些相似的挑战，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对金融稳定的担忧。潜在的新一轮大规模关税，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确实构成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威胁，可能引发贸易萎缩、通胀加剧和增长放缓。

然而，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现代经济体系拥有1930年代所不具备的关键缓冲机制：灵活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工具、更健全的金融监管和安全网（如存款保险）、致力于维护全球秩序的国际机构（尽管其权威受到挑战）、以及更深层次但也更复杂的全球化网络。这些因素使得完全重演大萧条式的通缩崩溃和金融体系彻底瓦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当前的风险组合——激进的保护主义威胁、深刻的地缘政治裂痕（特别是中美对抗）、创纪录的全球债务水平、持续的通胀压力以及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多重危机）——同样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即贸易战全面升级且国际合作进一步瓦解，世界可能不会经历1930年代的通缩萧条，但可能陷入一种长期的、以滞胀（低增长、高通胀）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困境和地缘政治碎片化。这将是一个效率降低、冲突加剧、不确定性弥漫的时代，对全球繁荣和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未来的走向并非命中注定，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的政策选择。是选择以邻为壑、单边主义，还是选择对话协商、维护多边规则？是放任地缘政治冲突升级，还是寻求危机管控和战略稳定？是在短期国内政治利益和长期全球福祉之间做出明智的权衡，还是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

大萧条的历史教训不仅在于避免重复具体的错误（如金本位制的僵化或《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极端），更在于理解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国际合作的脆弱性、经济民族主义的破坏性、以及在复杂 interconnected 系统中维持稳定所需的制度韧性和明智决策。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重温历史，保持警惕，并致力于寻求合作与理性的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